乐器制造对技术人才的操作、理论、演奏等素质都有着极高要求，而乐器工匠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虽有所提高，却仍不匹配。与此同时，乐器制造职业教育体系缺失，阻碍人才队伍建设，与行业需求存在巨大缺口。随着我国对人才强国的高度重视，乐器制造的职业教育问题，再次成为乐器行业关注的焦点。

乐器工匠不是光鲜亮丽的职业

从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系毕业后，王建宏在杭州萧山一所小学当老师。他主修竹笛演奏，总希望在笛箫领域有番作为，“我是师范类院校毕业，演奏水平与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是不能比的。大学毕业考研，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所以就选择了乐器制作这条路。”2004年，王建宏辞去教师职位，来到“中国竹笛之乡”余杭中泰钻研笛箫制作，创办了“风雅宫”笛箫品牌，制作的笛箫得到了演奏家的认可。他发现，中泰大约有200家笛箫制作企业，八成以上是家庭作坊式经营，乐器制作基本以经验为主导，缺乏理论体系。演奏专业学生从事笛箫制作，在音色、音准、共鸣方面都有优势。但让演奏专业的学生为了做一支笛子去打磨、钻研很难，让他们深入研究声学、力学、材料学等方面就更难了。“现在有动手能力的人特别难找，能做出质量精良的笛箫的人才就更稀缺了。我们迫切需要专业演奏者参与到笛箫制作中来。”王建宏说。

据中国乐器协会统计，目前乐器行业拥有大国工匠2名，行业工匠27名，这与乐器制造企业超过6千家、年规模超过500亿元的世界第一乐器制造大国地位并不相称。乐器制作工作环境差，工作强度高，存在粉尘、油漆、噪声等污染问题，都导致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这个职业。“乐器生产中有些工种，比如油漆工，是又脏又累又苦的工作，企业招工非常困难，同时，高级技术人才也极其匮乏。”广东省乐器协会秘书长李爱群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人力资源部经理陈易灵也注意到，近几年，求职者求职偏向技术门槛较低、上手较快的服务行业，乐器制造技术难度高，从学徒工到技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日积月累的沉淀。乐器工匠不是光鲜亮丽的职业，下车间难免灰头土脸，如果心浮气躁，很难发现乐器制作中的美。新形势下，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开始向智能化、自动化生产转型，企业员工向数控人员转型，力图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动手难度。

“一方面是乐器高级制作人才奇缺，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乐器制造职业。如何化解矛盾，使乐器制造人才培养走上健康发展道路，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乐器改革制作专业委员会会长丰元凯说，很多民族乐器企业的工人仍然从农村招工，工人进厂基本是按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学习制作乐器的。

师傅带徒弟仍是重要培养方式

师傅带徒弟是我国乐器制造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丰元凯介绍，清朝末年，伴随京剧兴起的民族乐器手工做坊，大多是以开店老板招收徒弟的形式组织生产，生产出乐器以后再向民间艺人销售乐器。学徒时间为“三年零一节”，即学满三年后，再过一个年节，学徒期满后成为正式工人赚钱糊口养家。胡琴铺的规模决定了徒弟数量的多少，以此维系作坊的经营运转。“过去乐器行业不被人看好，学徒很苦，不挣钱还被人看不起。”民族乐器制作大师满瑞兴13岁进入乐器行做学徒，师从老一辈制琴名师孙月明、沈文忠，从胡琴制作学起，不断开创新的制作技法，形成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如今，满瑞兴制作的琵琶供不应求，几乎所有音乐院校的琵琶专业师生都在使用满氏琵琶。

我国现代乐器企业目前仍沿用着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2021年5月，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举行了一场传统拜师仪式。这一“高师带徒”项目，是涵盖古筝、二胡、琵琶、月琴、笛箫、调律、排品等多岗位的全方面师徒结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力求在提升技艺的同时，解决产品的难点，比如拉弦弹拨乐器制作的识图、工具制作、材料准备、部件及装配制作等，鼓励徒弟在师傅的带教下成长为新一批的高级工和技师。仪式上，每位师傅都精心准备了一件工具送给徒弟。师徒手中传递的不仅是一件工具，更是工匠精神，是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延续。“师傅带徒弟是乐器厂最主要的人才培养方式。乐器制造涉及知识面非常广，新入职员工要跟随师傅学习什么音色是好的、怎样搭配材料、如何把握分寸等，要看师傅是怎么做的，再自己摸索、实践。”陈易灵说。

在一些西洋乐器制造中，师傅带徒弟也是重要的人才培养方式。“在欧洲，学生在提琴制作学校毕业后，要先到工作室当学徒，很少有人能直接独立制琴。”小提琴制作大师郑荃举例，德国的提琴制作学校为四年制，毕业后没有从业资格，要先到工作室里当五年学徒，其间学习税法、经营等课程，再回到学校，通过一场严格从业资格考试，证明确实掌握了制琴技术后，才拥有资格证书。这意味着制琴师要完成九年学习与学徒才能独立制琴。

“但是，乐器制造人才培养不能只依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丰元凯呼吁，应加快构建新时代乐器制造业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许多城市都建有轻工学院，包括造纸、玻璃、食品、塑料等专业，唯独没有乐器专业，因为乐器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还没有那么重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有乐器企业通过办技校培养人才。随着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制，乐器企业对人才培养失去了积极性。“在我国，乐器职业教育体系是缺失的，需要多方面、多渠道去开展。”1988年，郑荃在意大利学习提琴制作及提琴修复专业，并在国际提琴制作比赛中获奖。他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毅然回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创办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大家都是在中专层次培养提琴制作人才，只有我们中国直接在中央音乐学院创办，我们在中国做的很多科学研究是相当领先的。

改革开放以后，艺术类学院纷纷探索建立乐器制造相关学科。在广东省，星海音乐学院、广东文艺职业学院、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等学校开设乐器制造相关专业。其中，星海音乐学院学科的乐器工程系以钢琴调修方向、弦乐器制作方向教学为主体，专业覆盖附中、本科、硕士，2021年应届毕业生40人，这在国内属于比较多的。然而，面对行业需求，院校培养的乐器制造人才杯水车薪。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曾在上世纪60年代开办了三届工业中学，通过校企合作办学培养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传承人。工业中学培养的学员多数已经成为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传承队伍的中流砥柱。2012年，企业又与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合作办学，开设了民族乐器制作修造班，继续通过教育途径壮大传承队伍。

乐器行业已列入国家职业大典

如今，提琴制作仍是我国最热门乐器制造专业之一，学习者踊跃，各地创办提琴制作职业学校的积极性也很高。“未来几年，提琴制作职业教育领域可能会涌现一批职业学校，这对中国提琴制作将起到积极作用。”郑荃认为，发展乐器制造职业教育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要打通上行通道，职高毕业生可以考本科大学，大专毕业生可以考硕考博，不要让职业教育成为“不归路”，这样才能吸引各类人才;二是全社会应提高对蓝领的认可，国内蓝领地位太低，要加强这方面的舆论导向，工资、待遇等方面应该和白领接近或对等。

在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方面，广东省近几年出台了多项政策。比如，广东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钢琴调修工种竞赛制订了许多奖励政策，鼓励更多从业人员和广大青年用技能成就梦想，实现社会价值，进一步提高乐器制造业整体水平。“钢琴调修工种竞赛，一直是促进省乐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传统保留项目。”李爱群介绍，今年参加决赛的选手共91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选手占比超70.4%，竞赛人才整体呈现出专业型、复合型的综合发展趋势，他们都将是钢琴调律这个行业的翘楚。竞赛达到了以赛练兵、以赛代训、以赛促培的目的，是快速提升技能的途径、加快人才建设的助推器。

“国家已经开始重视职业教育，未来职业教育应该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员吴颖说。2021年6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探索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评价方法。2021年9月，习近平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大幅提升，职业教育供给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高度匹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显著增强。“在转变乐器制造行业育人方式的同时，加快提高乐器制造工匠的社会地位，改善乐器制造企业的生产环境，也是十分必要的。”丰元凯建议，在“双减”政策背景下，乐器行业应着手加强职业教育、基本学科建设，建立相关的乐器制作专业学科，院校与企业联合办学。

在2021年底总结了“科技创新年”成果后，中国乐器协会协会将2022年设为“人才建设年”，力争多渠道、多形式助力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并着重推进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完善。中国乐器协会副理事长孙瑞勇介绍，乐器行业已经列入国家职业大典的9个职业。今年，协会向国家人社部申报了“斫琴师”和“乐器设计师”两个新职业，已经通过专家评审，等待发布。这11个职业已基本涵盖了乐器的专业门类，为培养一线的能工巧匠队伍提供了保障。此外，“人才建设年”还将推出乐器行业高端人才培训计划，以“创二代”为主体，对行业中青年人才分类进行系统性培训，培育行业领军人才;以鉴定总站、鉴定站、分支机构、骨干企业、相关院校为主体，探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市场化合作模式。“全行业要增强人才培养的紧迫感、使命感，各专业技能评价鉴定工作要夯实基础、突出重点、全面启动、务求实效。”在2021年12月召开的乐器行业科技大会上，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王世成估计，到2025年，鉴定总人数将达到1.5万人以上，培育行业科技之星超过300人，行业工匠超过100人，轻工大国工匠超过4人，为赋能行业科技创新和规模效益持续提升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音乐周报 卢旸）